公共食堂50年前的如烟往事

□特约记者 赵升华 记者 邓成满 文/图

     [编者按]“1958年，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共产主义在眼前。”上个世纪，从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川北大地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农村实行供给制，城乡兴办起公共食堂。农民数千年来单家独户做饭吃的习惯被彻底改变……现在，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让我们永远记住历史留下的教训，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脚踏实地的精神，把南充建设得更加富裕。

A大办食堂　 历时3年的“闹剧”

    1958年，新中国的上空飘扬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的心脏”应运而生。 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更是对办公共食堂的意义和如何办好公共食堂作了详尽的阐释。据统计，到1958年秋，中国大地上兴办公共食堂达390多万个，南充就有64265个。
    50年后的今天，当年遍地开花的食堂已是明日黄花。在嘉陵江畔的高坪区永安镇青林村，那个叫红旗农庄的建筑已被视为南充公共食堂的最后标本。
　　  1月15日，在冬日刺骨的寒风中，记者一行前往青林村，采访当年在红旗农庄劳动和生活的人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记者查证史料，走访老人，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揭开了尘封已久的一页。
　　  当时，农村推行“居住集中化”，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社员们在一个山坳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那时田野里和山坡上出现的一道最典型的景观是：出工“一条龙”，干活“一堆虫”，收工“一窝蜂”。
　　  集中居住加上公共食堂，老一辈人至今记忆犹新。在青林村，77岁的阙慧清老太太回忆，刚办食堂那阵子，虽然很难吃到肉，也很少沾油荤，但每天还有个“三菜一汤”的说法：炒牛皮菜、蒸红薯这些也说是菜，汤就是菠菜汤，米饭能吃得饱。“可过了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就开始饿饭了！”
　　  现居市内的赖思强先生当年16岁，在老家南部县盘龙公社十五大队生活。当时，他和家中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可能是因为年轻，他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只剩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仅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孩子们多吃点。”
　　  农村如此，城里也好不到哪里去。杨志才老人当时在南部县所辖的南隆镇二小教书，他在回忆时说：1959年9月，我们刚参加工作时，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标准同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为大米24斤。可是，到了10月份，县上开会布置说：“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每个干部每月要为国家节约4斤粮食。”大概过了个把月，县上又提出“每人还要节约两斤”。这样一来，每人每月就只有18斤，平均每天6两，每餐2两净大米。为了能吃得“饱”一些，有很多人开动脑筋想办法：
　　  大米增量法：把十分有限的大米先煮成半生半熟的“鸭儿米”，随即把米汤滤去，然后晒干成“阴米”。待需要食用时，再用来先煮后蒸。这样就可以用同样数量的大米煮出体积较大的米饭来，以减少肚子的饥饿感。但它对人所需的营养物质却一点也未增加。
　　  小球藻法：把尿撒在清水里，过几天长出绿色的青苔，就叫作 “小球藻”，据说是喝了可以增加营养物质。但估计是当时人尿里的“肥气”不多，培养出来的所谓 “小球藻”，既看不见有多少绿色物质，吃进肚子里也感觉不出来有多少帮助。
　　  代食品法：即是食用过去用来喂养牲畜的饲料，如细米糠、麦麸皮、大豆饼、棉籽枯和野菜等。这些粮食加工后剩下的物质，本来就是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只是在正常年景下，人们不用吃它们罢了。不过，因为粮食遭灾减产，这些东西自然也就大大减少，同样变成稀有紧缺的计划分配物资了。所以，这些所谓的“代食品”也不是随便能购买和吃到的了。
　　  杨志光回忆，当年农民们吃遍了所有能吃的东西，除了地里长的，如红苕叶、南瓜叶、南瓜花、豇豆叶等可以吃外；还有野生的，如麻头、榆树皮、槐树叶等东西，能吃的都可以用来填肚子。

B治水肿病
各地办临时医院

　　  赖思强回忆说：“长期的饥饿令很多人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和堂兄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在痛苦中死去。我的父亲同样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杨志光当年也患上了水肿病。他说：“大约到了1959年12月初，我骨瘦如柴，眼睑和脸部开始浮肿，并形成高度神经衰弱。只要开口说话，头脑就嗡嗡作响，口腔、咽喉与耳膜发生共鸣，就连自己也很难分清楚说的是什么了。我只好向学校领导提出：请假回乡下老家，休息治病。”后来，他的家人举全家之力，让他吃了当时难得的几个月饱饭，身体也就慢慢好了起来。
　　  记者在青林村采访时，还听到了更具传奇色彩的“水肿病人康复”的故事。一位坚持不透露姓名的村民说，当年，他的父亲得了水肿病，双腿一戳一个洞，黄水直流，已经倒床等死了。队长见其父可怜，将一截不足5寸长的猪脊骨给了他。其父将这截骨头炖了十几次，最后把骨头都炖酥烂了，连骨渣也吃下去。后来竟躲过了这一劫。
　　  翻检南充各地方志，在“大事记”中，涉及1958至1961年部份，均有关于救治水肿病人的记载。《南充市志》载：（1961年）城乡人民患浮肿病者增多，市人民政府拨救济款94343元，救济粮100多万斤，组织医务人员在城乡建立临时医院，对病人增供大米、食油、蔬菜、白糖等主副食品，共治愈20009人。《南部县志》载：是（1960）年，农村水肿病人增多，全县设立临时医院437所，进行集中治疗。《营山县志》载：本（1960）年，全县水肿病患者达4.2万余人，地、县采取紧急治疗措施。各公社、大队按每50名病员成立一个临时医院，集中免费治疗，当年治愈水肿病人3.4万余人，国家先后拨给水肿病人生活和医疗费用40万元。1963年后，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水肿病逐渐消除。
　　  水肿病的病因就是极度营养不良。据亲历者回忆，一开始上边并不认为是饿了饭，而当时的治疗条件又有限，在临时医院里，推行着一种消肿的办法：把病人装在农村装粮食的大木柜里，柜盖上钻一大洞，让病人能把头伸出来；柜底则钻一些小洞。然后连人带柜抬到装满水的大铁锅上，烧火开蒸。最终肿是消了些，大多数人却是被蒸后就一命呜乎。
　　  大办公共食堂期间，从1958年到1961年，有“三年自然灾害”。史料显示，很多地方这几年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其中又以1959、1960这两年为甚。据《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至1961年的4年间，净减人口621万。
　　  南部县在1958至1961年间，人口密度以每年每平方公里12人的速度递减；营山县1961年人口与1957年比较，减少了69363人。究其原因，《营山县志》分析，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反右倾、办公共食堂、搞“一平二调”等“左”倾错误，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粮食减产，水肿病蔓延，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加，全县绝大多数地区人口出现负增长，其中，以老林、新店、城守、回龙、小桥等地较为突出。

C史料显示　 食堂事故层出不穷

　　  此外，公共食堂还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发生，许多人为此丧命。以南充市、南部县、营山县为例：
    1959年1月，南充市发现“流行性脑脊髓炎”疫情，发病1345例，死亡150人；1959年2月，南充市内麻疹流行，发病4200例，死亡101人；1959年6月，南充丝二厂、南充师范学院等15个单位2000人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1960年，南充市内发生食物中毒事件42起，中毒人数达1384人，死亡5人。其中，956人为食用腐烂变质食物或烹饪不当的牛皮菜、青菜而引起的亚硝酸盐中毒，死亡3人。1960年5月31日，营山县仁和公社第五管理区一公共食堂将砒霜误为苏打做馒头，造成173人中毒，因抢救及时，中毒者全部脱险；1960年9月9日，营山县明德公社二管理区二生产队八公共食堂因陈其全投放剧毒于稀饭锅内，造成71人中毒，40人死亡。1961年4月，南部县升钟公社十三大队一公共食堂88人食物中毒，省政府连夜派飞机送医送药抢救，仍有23人未能生还；1961年7月，南充市针织厂炊事员误将化工原料硝酸钠当作食盐掺汤，造成140人中毒，4人死亡。

D食堂下户　 全国推广南充经验

　　  当年，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并不只在农村，许多城市也一样。据地方志记载，南充市城乡当时开办的474个公共食堂中，城区占123个。营山县城也是“以街段为单位办公共食堂1至2个，实行统一吃饭。”当食物出现危机之后，烧的柴也十分短缺。有的地方砍了小树砍大树，最终就拆墙壁，拆屋架，以求把饭煮熟。
　　  公共食堂的危害最终引起了高层的注意：1960年朱德返乡，在老家用客家话和亲人交谈，得知他们“吃不饱”；胡耀邦在1960年出差到他工作过的川北，从广元到南充几百里的路上，他看到许多群众衣不蔽体，面有菜色，身体羸弱，精神疲惫时说：还不如解放初期我在川北工作时吃得好，穿得好，难道这就是“大跃进”吗？最终，他们搜集到的意见反映到了中央。从1961年上半年起，全国开始撤销公共食堂，这就是史上所谓“食堂下户”。
　　  当年在南充农校教书的陈芳德老人回忆：1961年，学校接到南充地委通知，要求学校全体师生下派去帮助生产队整顿公共食堂。我带领一个班的学生到了南充县潆溪公社的一个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是公共食堂办得最差的，为吃闹纠纷的事件不少。正在这时，公社给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办公共食堂的文件。文件主要精神是：按完全自愿的原则，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办得不好的也可以解散。
　　  陈芳德老人在《我参加了撤销公共食堂》一文中写到：得到这个文件精神，我立即召开干部会，传达文件，然后召开全体社员会，对办不办公共食堂人人表态。我原以为文件精神一传达，大家就会一窝蜂地要求退伙，结果无人敢表态。还是我反复做思想工作，才决定解散食堂，大家都退。我说到这里，大家鼓起掌来，不少人活跃得不得了。然后，我宣布退伙办法：第一，现有粮食按人头平分到户；第二，食堂用具按物归原主的原则，各人拿回去，已经损坏了的，折成工分赔偿；第三，暂时没有锅灶的，可以在食堂锅里煮两天，不然回去也开不成伙。最后，我还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带领学生接管食堂以来还节约了点米和红苕，当晚给大家打一个散伙“干饭牙祭”，到时各人拿东西来装。我宣布完毕，大家欢呼起来，随后把保管室的一杆大秤抬来称饭，人均三斤二两干饭、两斤红苕，不少社员说：真是好久没有吃到白米干饭了，好香啊！有的说，明早晨的饭都不用煮了。第二天，我向公社汇报，公社书记说，昨晚全社几十个食堂全都解散了，有的社员还打起火把游山欢呼。
　　  1961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印发南充市火花公社一九六○年决算分配经验》作出批示：“印发各同志。这个问题有普遍性，请各地同志注意研究四川的经验。”印发给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参会人员。火花公社 “三包一奖” （生产队以管理区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有奖）的办法得到推广，很多地方都在“包”字上下功夫，极大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为克服“一平二调”风和连续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起到了十分可贵的积极作用。但是，在1962年贯彻“农业六十条”及“四清”运动中，此种形式受到批判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