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前南充“文革”期间秘闻轶事
□ 记者 李波 文/图
“9·5”事件
成南充“文革”导火索
1966年9月5日，来自北京、重庆、成都的10多名红卫兵串联到南充，在五星花园周围的大街上，贴出“炮轰西南局”、“火烧地市委”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并散发传单，引起群众围观并激烈辩论。为声援来南充串联的红卫兵，南充师范学院、南充医专的200多名红卫兵到南充地委静坐。南充地委调动部分工人、干部保卫地委机关，后引发了惊动“中央文革小组”的“9·5”事件。
据当年南充地区工交系统负责人许哲生回忆，当天早上8时，他接到地委办公室通知，要求各大口负责人立即赶到地委参加紧急会议。原来，此前南充方面接到重庆市委电话，有几十名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学生，当天一早乘车来南充串联，让南充做好接待工作。
时任中共南充地委书记的卫广平在会上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研究如何做好应对工作”。得此消息，与会者心里难免有些紧张，因为近半个月来，重庆和成都相继发生“非常事件”，都是红卫兵串联引发的。研究后，地委立即通知武胜、南充县委，组织干部分赴烈面、汉塘对南下学生进行劝阻，让其原车返回，或安排其就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不能实现，则南下学生来南充后，由地委“文革办”接待。会议决定，不许南下学生与南充大专院校学生接触、搞串联。地委领导和他们谈话后，派车将其送回重庆。
当天下午4时许，南下学生抵达果城。在地委招待所，学生们提出要到各院校进行串联，并要求地委领导接见。接待的同志答复，地委领导晚上接见，请你们先休息。下午5时许，南下学生冲出招待所，站在五星花园和电影剧院台阶上进行宣传、演讲，说毛主席亲自在天安门接见全国红卫兵，南充地委领导为什么不敢接见。有的边演讲边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南下学生的演讲在群众中形成不同反响，双方由此展开激烈辩论，现场一片混乱。晚上9时许，南下学生开始向地委进发，不少群众尾随而行。按照地委领导的意见，地区工交系统紧急从市内各厂抽调3000多职工坚守地委大门，不让南下学生冲入地委。晚上10时，保卫地委的人已达三四千。双方僵持到次日凌晨2时许，南下学生在南充师院红卫兵的接应下到学校串联。
南下学生此举点燃了南充地区“文革”运动的烈火。之后，学生、工人、干部被煽动起来，各类造反组织纷纷问世，把斗争矛头直指各级党委、政府领导。
“9·5”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派人秘密来南充调查。同年10月，某领导在中央工作会上讲话，指责南充地委变相镇压学生，害怕群众。
市委组织部长
被关押惊动中联部
该领导在讲话中点了南充的名，其讲话传达后，招致北京大批学生到南充串联。这批学生到南充后，与南充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联合起来，开始冲击地委、市委。
时任南充市委组织部长的李良才在此次冲击中首当其冲。造反派从李良才的几个笔记本中，发现这样的记录：“你党的革命历程和经验与我党的革命历程和经验有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造反派如获至宝，认为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个里通外国的特务组织。面对造反派的审讯，李良才回答：“这是党的机密，不能说，但绝对不是里通外国的特务组织。”
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时任南充地区农业局副局长的郝振书回忆，1964年6月，他由苍溪县调往南充地区农业局任副局长。地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对他谈话说，他到新岗位上有一项重要的外事任务，为某邻国共产党培养干部。这些被培养的对象，公开身份是东南亚某国归国华侨，安排在农业局，有一位县委书记，两位营级干部，其余的都是区委书记。根据中联部布置，我方主要是向他们介绍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郝振书负责授课，地委组织部一位科长负责翻译。当时，还有数名邻国共产党员干部安排到南充绸厂和南充丝三厂当工人，而这项工作由李良才负责。当时，这件事属于党和国家的机密，李良才怎么可能告诉造反派。于是，他遭到造反派的非人折磨。
消息传到南充地委，地委领导心急如焚，但释放李良才的要求遭到造反派的拒绝。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各派两名代表赴京汇报。郝振书成为代表之一。当年10月底，郝振书一行4人先飞抵成都，省委组织部得知此事后，派了一名处长给造反派做工作：这是中央安排南充地委的一项工作，不存在里通外国的特务活动，你们没有必要到北京去，放人算了。一名造反派代表听后说：“你算老几，你叫放人就放人，不行！”随后，他们强烈要求订去北京的机票，省委组织部只好订了机票。临行时，省委组织部将中联部联系电话告诉了郝振书。
到达北京后，郝振书避开造反派代表，与中联部取得联系。不久，一位身着军装的干部来到郝振书一行的住地了解事情缘由，郝振书向其介绍了情况。次日，中联部一位处长面见郝振书一行，再次询问有关情况。第3天晚上，中联部某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郝振书一行。
该领导首先表扬了造反派：革命小将警惕性高，这种革命精神值得表扬。随后话锋一转：这是中央交给南充党组织的一项特殊使命，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特务，你们要赶紧放人。他随后批评了郝振书：多次告诉你们，要严格保密，有些情况要装在脑子里，不能记在笔记本上。我们出国的外事活动，从来不记笔记，靠脑子记。他说：“给南充地委发个电报，叫造反派赶快放人，我说你们记”。郝振书说，南充地委已处于瘫痪状态，电报发给南充地委已不起作用。一名造反派代表也说，他们来时已议定了，为防止假电报，要他亲自回去才能放人。随后，一行人回到南充，李良才终于被放了。
蓬安红卫兵
从北京带回“忠字舞”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京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一时间，能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成为千万红卫兵的梦想。西充县冯锐志当年就是渴望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中的一员。1966年11月，17岁的他邀约7名初中同学踏上步行到延安之路。他当时的设想是，到延安后再顺道去北京。
据其回忆，出发前他分别找生产队、大队、公社开了证明，再卖粮食换回80斤全国粮票，凑了40元钱，然后几人打起绑腿，背着背包，高举队旗和毛主席画像，从西充出发。他们一路经义兴、南部、阆中、苍溪，之后从广元进入陕西，翻越秦岭。1967年1月底，在延安参观完后，冯锐志一行准备继续北上到北京时，中央的通知下发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大串联，分批返回原地闹革命。冯锐志赴京见毛主席的愿望落空。
与冯锐志等人不同的是，南充市区的曾建平却有幸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据其回忆，当年夏天，就读于南充一中、年仅13岁的他被推荐为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当年10月16日早上6时许，曾建平一行经过几天的颠簸，终于到达北京。他们住到北京天坛公园的次日，得知了18日这天要见毛主席的喜讯，激动得一晚没睡。18日凌晨4时许，他们草草吃过早餐，整队来到天安门广场。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来自四川的红卫兵被挤在东长安街，前面是解放军战士组成的人墙。中午12时52分，毛主席出现在广场上，只见他和几名中央领导站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从东长安街人海中间留出的通道缓缓而行。此时，人人流着激动的泪水，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语录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至下午4时，大家才依依不舍离开天安门广场。
当年受到毛主席接见的蓬安人唐建超回忆，作为毛主席第5次接见的红卫兵代表，他于1966年10月到北京后，发现首都大专院校的舞蹈爱好者，把《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歌曲和部分毛主席语录歌，编排成“忠字舞”，在公园里跳起来既优美又有感染力，于是向其学习。1967年春，唐建超邀约几名志趣相同者，在蓬安中学培训农村青年跳“忠字舞”，这批学员返乡后再培训大队、生产队干部跳舞，一时间“忠字舞”在蓬安以及南充城乡流行。
武斗烽火
遍烧南充地区
1967年5月，武胜县突发“苏林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