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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

分析案例

仪陇民工张志强献计“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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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民工。为打工赚钱，几乎走遍了中国。
　　他凭着公民代理权，四处帮助农民工维权，因此成为2005年度中国法制十大人物。
　　《劳动合同法》将于2008年1月1日实施，他曾作为全国农民工的唯一代表，两次受邀参加这部法律的专题讨论。
　　外国作家为他著书，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只身前往联合国总部学习人权法。
　　他来自仪陇县凤仪乡五台村一个山沟里。

□　记者 李波 文/图

叫板专家
劳动合同法向着谁
　　2005年9月下旬，《劳动合同法》草案在上海举行第二次讨论，讨论由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郭军主持。与会的全是国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让与会者感到有些惊讶的是，一位农民工模样的男子也坐在现场。这名男子就是曾与中国人民大学叫板的张志强。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聘用了一名河南籍农民工，后来该民工因故被学院解雇，引发了工资纠纷。这位民工将中国人民大学告上法庭。认为解雇他时没足额支付工资。为这位民工当代理人的，正是张志强。张志强不是律师，仅凭一张《身份证》行使公民代理权。
　　官司开庭审理后，校方的代理人发现对手不可小视。原来，已有丰富维权经验的张志强，对相关法律，特别是《劳动法》的条款了如指掌。在事实面前，那位民工最终胜诉。
　　邀请张志强参加《劳动合同法》制定讨论的，是该法律起草委员会组委会。此前不久，张志强当选中国法制十大人物。
　　“我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劳动合同法》究竟维护谁的利益？”12日上午，正在北京的张志强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他在讨论中叫板专家，既然《劳动合同法》约束的是双方行为，那么，讨论这部法律时，就应该邀请双方代表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
　　张志强在此次讨论中的发言，是否被专家接受不得而知。时隔一年，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第三次修改讨论会在南京如期举行。与上一次不同的是，除了张志强一个农民工代表参加外，会议还邀请了两名劳务公司的老总参加。
　　在这次讨论中，张志强发言：正在修改中的《物权法》通过网上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为什么我们正在讨论的《劳动合同法》，没有上网征求群众意见？
　　第四次《劳动合同法》修改讨论时，组委会没有邀请张志强参加。但让他感到欣喜的是，第四次修改时，《劳动合同法》草案上网公布，他认为，这与他的发言有关。
一路坎坷
好男儿志在四方
　　张志强家住仪陇县凤仪乡五台村，自从外出务工闯荡后，少有回家。
　　11日下午，记者通过凤仪乡找到五台村党支部书记杨书志。听说记者要找张志强，杨书志说：“这娃儿命苦”。次日一早，杨书志将张志强的手机号码告诉了记者。
　　北京丰台区东大街附近一套普通的民居住宅，张志强目前就住在这里。他的办公桌上电脑开着，桌面是茂密的树林和蔚蓝的湖水。
　　从五台村到乡上要走2公里多山路。张志强所在的九组属于当地的一个小山沟。1967年，张志强出生时，头上已有一个姐姐。姐姐18岁时嫁人，因和公婆吵架，服农药自杀。
　　1970年，张志强的父母为他添了一个妹妹。1973年，再添一个弟弟。
　　16岁，张志强初中毕业。父亲给他和弟弟算命，他测得的是木材的“材”，而弟弟测得的是人才的“才”。父亲希望张志强不要读书了，让弟弟继续读书。
　　1984年，张志强拿着4元钱，走出了家门。
　　在攀枝花捡垃圾，在昆明蹬三轮，到贵阳、南宁修铁路，到汉中当砖瓦工学徒……
　　外出5年，年满20岁的张志强回乡。家乡当时18岁的小伙基本都结婚了。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女朋友，随后结婚安家。
　　1991年，新疆在仪陇大规模招收农民工——去拾棉花，张志强兴冲冲地到新疆打工。
　　1993年，用拾棉花的一点点积蓄，张志强和老婆买了火车票来到广东。
　　张志强进了广东的一家皮鞋工厂。“每天从早晨8点工作到晚上12点，没有休息日。晚上回家，累得连澡也没法洗了。”在那家工厂干得不顺心，两个月后他离开该厂，以后的日子里，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换一家工厂。最终，张志强选择了到建筑工地，跟着一个小包工头干。
　　两年间，张志强的工资从10元/天，涨到2000元/月。张志强的建筑工地在肇庆，老婆的工厂在深圳市区，他和老婆一个月只能见一两次。 “因为疏于沟通，我虽然赚了些钱，到1996年底的时候，老婆跟人走了。”1997年5月，张志强和老婆离婚。
自强不息
用一分钱也要记账
　　张志强作为全国农民工代表参与《劳动合同法》草案修改讨论的消息传开后，他再度成为京城的新闻人物。日前，《小康》杂志记者登门采访了他。
　　1997年7月，张志强再回广州，到了一家鞋厂。1998年，张志强升任为车间主任助理。工资涨到每月2000多元。但2001年，由于总公司实行轮岗制，换了老总。“新来的领导爱动手打人，看到同事被打，觉得人格受到侮辱。”张志强因此辞职。
　　张志强再次回到老家。经人介绍认识到现在的妻子高某，高某当时已是两个儿子的母亲，张志强自己有个女儿。婚后，一家人艰难度日。
　　在家呆了年余时间，2002年6月张志强又来到北京，打工近一年，没拿到多少钱，倒是被19家装修公司拖欠了4000元工资。每家欠得都不算多，一二百，但也正因为如此，要起来很难。
　　后来，张志强写了一份《农民工生存报告》，寄给了北京几家媒体。2003年7月《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报道了张志强的在北京打工的境遇，11月30日《焦点访谈》也报道了张志强如何在北京追讨工资的过程。12月8日，他终于拿到了自己被拖欠的120元工资，但为此他花了1000元的诉讼成本。
　　在北京的张志强，依然与他出生的那个小山村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
　　“奶奶已经90岁，妈妈也已经66岁了。老家的那8亩地没人种。白送人种也没有人要。因为种地除了劳动力，还需要化肥、农药等投入，如遇天灾，这些投入就全打了水漂。”
　　“五台村，总共900多人，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打工了。父亲死的时候，甚至找8个人抬棺材都找不到。”
　　“我和第一个老婆有一个孩子，第二个老婆有两个孩子，共三个孩子；第二个老婆的父母只有两个女儿，老婆是老大，按农村的习俗，应由大女儿抚养；从小被溺爱的弟弟，不懂事，因犯抢劫罪被判了10年刑。提前两年出狱，拐骗了卫校一个19岁的女生，生了两个孩子，弟弟把两个孩子交给母亲后就再也不管了；父亲死了还花了1万多元”……
　　张志强坦然地向《小康》记者披露了在别人看来有些不大“光彩”的家事。算下来，他一个人要抚养5个孩子、4个老人。到现在，他依然保持着每用一分钱都要记账的习惯。
令人称奇
联合国里学习法律
　　今年3月，张志强回到家乡。此次回乡，除了看望母亲和奶奶，他还找当地公安部门办护照。此前，他接到瑞士国际人权中心邀请，赴联合国总部学习人权法。
　　张志强受到瑞士国际人权中心的关注，缘于两年前他与一位老外的接触。当时，他为农民工维权在京城产生了影响，一位老外在与他接触10天后，写了本书，“书中写了些啥，至今我不得而知。”后来，这本书用五个国家的文字发行，但就是没有中文版。
　　正是由于这本书，张志强与瑞士国际人权中心“握手”。今年6月，张志强飞抵美国纽约，在联合国总部，他学习了10天。“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学的那些东西，有一些不合中国的国情，不过，我的法律知识增长不少。”张志强说。
　　2003年上半年，一个朋友送给张志强一部手机。他一边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一边为民工兄弟做一些劳务纠纷的法律咨询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2004年，“打工妹之家”——中国第一家为农村进城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公益性组织，邀请张志强去那里工作。刚开始，张志强每个月的工资是1200元，后来拿1500元，2006年12月离开时已经拿到1932元。张志强并没有满足于相对工地而言更好的工作环境。“起先单位不给我交保险费。我是帮别人维权的，我自己的劳动权益都维护不了，这怎么可以？”
　　单位终于给张志强交了社会保险费，可他仍是不满。有北京户口的工作人员有五险一金，而且工资也要高很多。于是他再次离职，并成为一个专门替农民工维权的志愿者。
　　2005年夏天，在北京的一个媒体见面会上，代人讨回工资的“农妇明星”熊德明，激动地讲述着她的首次温州维权之行：她先给温州市委书记写信，希望上级对她代为举报的单位进行查处，然后亲自去讨薪。
　　话音刚落，张志强就说：“你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是，走正常的渠道维权，不如像你走名人渠道。但这会给社会造成一种误导，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去成为名人，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众人循声望来，见说话的是位小个子男人。张志强不客气地问熊德明：“你不觉得你是在利用名人的身份谈判？你这样做给通过法律维权的人很大的压力，如果是这样，弱势群体都会考虑通过名人、通过媒体来解决问题。”
坚守底线
维护权益依法办事
　　其实，张志强认为熊德明的做法不可取也有很多无奈。他起初的讨薪经历，恰恰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获得成功。2003年底，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下，他终于拿到了被拖欠一年半的120元工资。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促使他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走法律程序，一年半都拿不到工钱，媒体一报道，有关部门立即立案，还提前把钱给我？”他一点也不为此高兴，“那些单位怕媒体却不怕法律。其实，一个公民最终拿起的武器应该是法律。”
　　他认为，一部法律的出台，首先应该公正、公平。而就《劳动合同法》来看，它偏重保护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务工者。“一旦该法实施，相信劳资双方的矛盾可能会加大，你想，打工者要依法维权，而用工方却想方设法规避法律，矛盾能不加大吗？”张志强个人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加大企业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法还有不足。不过他同时认为，依法行政也好，依法治国也罢，首要的是依法办事。《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就得依此行事。
　　还在第二次参加《劳动合同法》草案修改讨论时，张志强就放言：现在法律很多，但一些法律的执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因此，在制定和完善法律的同时，还应该提高严格按法律办事的执行力。
　　记者采访时，张志强说他办公室来了四批人，都是关于所在企业要于今年12月31日前要终止合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让员工工龄归零的作法”。张志强说，他维权有一个原则，即在法律框架里进行，绝不做违法之事。“因此，凡是接到案子，我首先是进行调解，通过法律解决是万不得已的一步。
　　本月19日，张志强将到德阳出庭，参与一个案子的审理，“当事人的一个亲戚在京务工，找到我帮忙。”出庭后，21日一早会飞抵北京，当天上午9时，将参加另一起案子的庭审。
　　“我只有初中文化，没有律师证，替人维权全凭一张《身份证》，并以公民代理权资格出面。”张志强坦言，他从不收取代理费，他的经费靠他人提供资助。
　　在北京一晃就好些年，现在，张志强感到欣慰的是，目前他在首都小有名气，“一般的单位都要买他的账。”